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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市的通过名单？

没有。

其一，“镇级市”这一行政区划，大概率不会出现。

10多年前，有专家曾预测镇级市将成为我国第5种市级行政级别，但一直未能落地。因为我国城市的行政级别本来就过多过繁，再多一个层级，既不符合精兵简政的需要，镇级市与县之间的关系也难以协调。

其二，镇级小城市，或将批量出现，但只会局限于一些拥有特色产业或人口规模庞大的经济强镇。全国共有2万多个建制镇，其中人口超过20万的多达50多个，GDP总量超过100亿的有100多个之多，这些强镇都不乏成为“小城市”的潜质。

其三，有地方在高歌猛进，有地方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东北2地首现“撤街设镇”的逆向改革。

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些影响范围比较大的疫情事件？

自从这个世上有了人类，多少年来一直都在面临着一种疾病的威胁，那便是让无数人谈之色变的瘟疫。尤其是14世纪中期欧洲爆发的“黑死病”，至今想起仍让人心有余悸。

“黑死病”是世界十大瘟疫之一。对于该病的起源有两种说法。1344年，“黑死病”在淮河流域爆发，由河北商人沿“丝绸之路”带到了印度、叙利亚后传至欧洲。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蒙古兵在攻打黑海城市“卡法”时，用弹射机将染有瘟疫的尸体投入城中，导致瘟疫在欧洲大面积爆发。
“黑死病”是一种肺部疾病，宿主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感染者主要由飞沫和空气传播，发病一至三日即死。这场瘟疫从14世纪中期一直到十八世纪，在欧洲整肆虐了三百年，造成两千多万人死亡，占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直到1666年，伦敦突发大火，三分之二的建筑被烧毁，大部分的老鼠也被烧死，瘟疫便随后消失了。“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危害最大的一次瘟疫。

我国历朝历代所发生的瘟疫虽不及“黑死病”的危害严重，但爆发的频率却相当频繁，史不绝书。最早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贞：疒不”的记载，意思是由于古代医疗条件落后，疫情流行时人们只能靠占卜来预测。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两千多年里，我国共发生大小的疫情七百多次，严重的几次可以说是尸横遍野，万村空绝，真正的人间惨状，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生存都造成极大的破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

从公元204年至219年，在我国的北方发生传染性疾病，死者不可胜数，虽然对当时的死亡人数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但从一些史料上的记载中，仍可窥之端倪。曹植在《说疫气》中有这样的描述：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其它五位皆死于疫情。被后人奉为医圣的张仲景曾描述其家族中人在这场瘟疫中的遭遇：

足见当时疫情流行时的民间之惨状。

明朝末期，北方地区气候寒冷，连年蝗旱，粮食减产，造成大面积的饥荒。路边草木皆被吃光，老鼠也早成了人们口中的食物。而此时老鼠也因饥饿廋弱不堪，低抗力下降，鼠身上携带的病毒大量繁殖。人们在吃了这种老鼠后，最终导致瘟疫的爆发和流行。1644年，一年中，北京一带就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口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随后疫情又迅速扩散到整个华北。
就在这年，李自成指挥他的“大顺”军直扑北京。因为瘟疫，几十万明军无力低抗。被视为“固若金汤”的北京防务形同虚设。李自成迅速占领了北京，直接宣告了大明的灭亡。明军的失败与其说是败给农民军，不如说是败给了瘟疫。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同样也被瘟疫所困扰，清兵入关，农民军也因瘟疫而丧失了战斗力，无力低抗，只得撤出了北京，“大顺”也成了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

清末民初，为了开发东北这块尘封数百年的土地，清政府下令开放柳条关等部分地区。把关内不少人迁到了东北，这就是后人所熟悉的“闯关东”时代。

到了关外，这些“闯关东”者很快便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就是捉土拔鼠。因土拔鼠的皮毛经过加工后，就跟真的貂皮一模一样。且获取土拔鼠的成本要比貂皮容易的多，山上、野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土拔鼠。于是，在东北便出现了大量捉土拔鼠的人，每年鼠皮的成交量少的几十万张，在1910年更是高达250万张。
随着一张张鼠皮被剥下，隐藏在鼠体内的病毒也被释放了出来。随后疫情便在山西、东北一带蔓延，造成大约六万人死亡。 日本专家在了解当地的民风习惯后，很快得出结论，这次疫情很可能就是老鼠造成的。随后便在解刨的老鼠身上提取到一种超级毒株，宿主就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感染后主要通过空气传播。那时的人们根本治不起病，更没有什么特效药。阻止病情传播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经三个多月的隔离后，这场杀死六万人的瘟疫渐渐消失了。

自从人类诞生那天起，就在经受着各种疾病和瘟疫的侵害。从历史上各个时期发生的疫情来看，影响较大的几乎都和老鼠有关。按理说，在人类生活工作的聚集区，任何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动物都很难生存下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许多的野生动物都面临绝迹，只有老鼠是个例外。虽然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在自然界中又有猫、鹰、蛇、刺猬等多种天敌的捕捉，更面临人类“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怒火，千百年来却始终都无法将其彻底消灭。不能不说老鼠是自然界一种拥有超常生命力的动物，不但百打不死，反倒时不时的给人类带来灾难，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毫无办法。

血吸虫病是由裂体吸虫属血吸虫引起的一种慢性寄生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它主要通过皮肤，黏膜与疫水接触受染，病人极度消瘦，出现腹水、巨脾，腹壁静脉怒张等晚期严重症状。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血吸虫病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12个省市，454个县市区，1160万血吸虫病人，病牛120万头，钉螺面积148亿平方米，60万晚期病人，1亿人（全国的1/6）暴露于血吸虫的危险中。大多数患者骨瘦如柴，腹大如鼓，丧失劳动能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成侏儒。血吸虫病严重的地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 在血吸虫病疫区，流传着这样悲惨的民谣：肚胞病，害人精，任屯村里栽祸根；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方湾大肚病，女不生育男“怀孕”，田野荒草尸骨盖，湖畔芦花哭亡灵，孤儿寡母苦仃伶。

疫情牵动着伟人的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伟大号召。1958年2月10日，第四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发出了“鼓足干劲，全面跃进，苦战3年，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口号。 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消灭血吸虫病战役打响了。

1958年6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写下的七言律诗《送瘟神》二首。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中国历史上死于疾疫的人数量巨大，在历朝历代的史书中都有记载。先秦以前即有瘟疫，一般以巫术治疫，杂以医药。秦汉时期，对于疫情严重地区，史记中有“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的记载。这时已经出现了隔离集中治疗的办法。汉平帝曾下诏书：“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名医张仲景即主张防治为主，“上医治未病。”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每逢大战，必有大疫。三国时期，北方大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有人猜测，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五人死于传染病。

唐宋时期，瘟疫不绝于志书，史书中往往出现有如、“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江南频年多疾疫”的表述。这时期的治疗，以中医药为主，多进行隔离治疗。

金元之际鼠疫大行，影响历史深远。有人研究后粗略估计，当时全国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多达2570万人。

明代疫病更为频繁，约有上千次以上，且死亡数量巨大。嘉靖、万历年间，北京经常发生大疫情，“京师饥且疫。”崇祯年间华北山西发生鼠疫，病者吐痰血即死，惨绝人寰，乃至“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崇祯十六年疫情更是严重，至“死者数百万。”至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北京城已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左右，以至于有人将明代灭亡和鼠疫联系起来。

清代疫情频发，且有外国人传染的新病情。据伍连德研究，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年“（霍乱）藉英兵及印兵传入，波及北京。”1910年清末东北发生大鼠疫，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这一次的鼠疫，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伍连德派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政府也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最终高效的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1918年，中国曾经爆发过一次严重的肺鼠疫，此次鼠疫传染性极强，疫情波及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南京。据记载，从口外归来的感染者，出现头痛、发热、咳嗽等症状后，轻者三、五日，重者不过二十四小时，即吐血而死，死亡14600余人。当时的山西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以较快地速度控制了疫情。

1932年陕西的霍乱几乎遍布全国，据粗略统计，共有23个省市、306个城市出现疫情。有的县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病死去。据《陕西省志·人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