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自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人蜀,至代宗永泰元年(765)乙巳五月去蜀,凡五年又五月,如其诗所述:“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唐宣宗大中九年(855),西川节度使白敏中的从事卢求在其所作《成都记》中说:“杜员外别业在百花潭,台犹在。稍后于卢求的郑谷曾游蜀中,所作《蜀中》一诗描述了杜甫草堂遗址的荒凉景象:“扬雄宅在惟乔木,杜甫台荒绝旧邗。”
此时的杜甫草堂已是一片荒芜,颓废之状甚于往日,昭宗天复元年(901),韦庄应聘为西蜀奏记,寻得草堂旧址,“结茅为一室 一定程度上复原了草堂形貌。
由上可见,杜甫草堂在杜甫去蜀之后不断颓坏消亡,到晚唐只有台基尚存。直到唐末韦庄结茅重建,方才得以不废。这种状况与杜甫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文化地位密切相关,可以说,成都草堂在唐代的命运就是杜甫在唐代命运的缩影。
杜甫生前名声低微,影响有限,从现有材料来看,作为同辈诗人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一时名流未见有只言片语肯定杜甫的诗作,这表明杜诗在盛唐文化氛围中并未得到诗坛主流的认可,原因盖在于杜诗不同于盛唐诗坛的现实关怀,这种差异在杜甫与他人的同题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随着唐王朝在安史乱后的危机中越陷越深以及杜诗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杜诗的价值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杜甫也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尊崇。中唐以后,虽然士人群体对杜甫及草堂表现出越发浓厚的兴趣,然而官方却并没有对杜甫草堂表现出格外的优遇。
杜甫只是出生在河南巩义,其实,他属于是京兆杜氏,因此,杜甫才有了世家子弟的名头。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武则天时候的京官,虽然官阶不高,也是武则天的近臣,为修文馆直学士。杜甫的父亲是杜审言的长子杜闲,官至朝议大夫,兖州司马。按说这样的出身对于杜甫而言算是天生捧着了金饭碗,只可惜,杜甫本人却时运不济,一生坎坷流离。
开元二十四年,二十四岁的杜甫在洛阳参加了进士考试,结果不幸落第。此后,杜甫与李白云游燕赵,梁宋和齐鲁之地,直到天宝六年,杜甫在长安参加了由李林甫主持的应考,结果却以“野无遗贤”的闹剧收场,应试的士子全部落第。此后,杜甫困居长安十年求官,终于在杜甫四十四岁这一年,被授予了河西尉这样的九品小官。杜甫还不愿意去赴任,朝廷又改授其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个官隶属于东宫六率,是太子的属官。
可惜,杜甫刚刚当上了官,旋即就爆发了安史之乱。杜甫只好将全家迁往鄜州(今延安富县)避难。当他听说太子李亨以于灵武登基,他这个太子的属官立即赶往灵武投奔,不幸的是杜甫走到半道上,让叛军给抓住了,押往长安。杜甫在长安被关了两年,才得以逃出长安赶往凤翔见到了唐肃宗,被授予左拾遗。虽说只是个八品官,却是给皇帝提建议的谏官。
此时因为宰相房琯征讨叛军失利,犯了死罪。6杜甫与房琯,严武等人乃是布衣之交。因此,杜甫冒着罢官的风险屡次向皇帝建议释放房琯,最终因为触怒唐肃宗而被贬华州,从此不再受到皇帝的重用。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的任上干了两年之后,决定放弃这个官职。由于他的好友严武任蜀州刺史后有升剑南节度使,杜甫决定举家入蜀,投奔严武。
于是,在严武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城西的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这就是杜甫草堂。在成都的日子是杜甫有生之年里过得较为舒心的几年。然而,随着严武被调回长安后,杜甫也离开了成都举家迁往奉节。
两年之后,严武再授剑南节度使,杜甫一听说严武回来了,又回成都入严武幕僚,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的时间一共四年,却创作了四百三十多首诗,其中《登楼》《蜀相》《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是传世名篇。也只有在成都的岁月里,这座草堂才让他有了家的感觉,而这座草堂也见证了杜甫这个伟大诗人从坎坷到漂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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